揭秘傳銷組織騙局:第一課是先洗腦 吃饅頭要說成吃鮑魚

2018-12-05 17:03:45   來源:中國青年報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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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次區公安干警“打傳”現場。賈連斌/供圖

夢碎“蝶貝蕾”

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見習記者 魏晞 記者 盧義杰

在江西一所師范院校,陳明霞學的是心理學。原本她的人生規劃是:當老師,結婚,生子。

一切被一次“旅游”打斷了。2014年,一名同鄉好友邀請陳明霞到北京游玩,但當路過距北京還有50公里的河北省廊坊市時,好友卻說已到北京郊區了。下車之后,她被帶到一處農家院,從此一個名叫“蝶貝蕾”的傳銷組織闖入了她的生活,她后來則成為該組織的高層領導。

“為什么當初她要叫我來,為什么要把我騙進去?”剛到而立之年的陳明霞哭了。她對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記者說,直到現在,自己都沒到北京看過。

包括陳明霞在內,今年12月4日,4名被告人被廊坊市安次區人民法院一審分別認定犯組織、領導傳銷活動罪,非法拘禁罪等3項罪名,獲刑3至8年不等。

4名被告人案發,是由2017年的一起命案牽出的。彼時,一名邱姓大學生誤入“蝶貝蕾”傳銷組織,在傳銷組織窩點,他被其他成員強制灌水之后死亡。政法機關立即查處,并對“蝶貝蕾”組織再次徹查,這4名被告人,就是此次徹查中被發現的。

在安次區多名受訪干警看來,由于證據認定困難,組織、領導傳銷活動罪過去10年幾無適用,算是“沉睡”的罪名,此番當地改進工作方法,準確適用了法律,或是打擊傳銷的一次突破。

“殺熟”的非法生意

在傳銷組織的“領導層”里,26歲的潘明明是個“異類”:大多數人是江西老鄉,只有他來自江蘇。這讓他在分配體系中多少有些吃虧。

作為國內“老牌”的傳銷組織,“蝶貝蕾”始于2005年,在全國多個省份均有分布。傳銷人員需要購買或讓他人購買其實并不存在的“化妝品”,才能提升自己的等級,并且,拉來的下線越多,自己計酬、返利的比例也越多。

“發財夢”看似很美,但在國家有關部門認定的傳銷名單中,“蝶貝蕾”榜上有名。

安次區經偵大隊辦案民警肖遙介紹,安次區的“蝶貝蕾”傳銷組織,等級從低至高分別為會員、推廣員、培訓員、代理員、代理商,潘明明屬于代理員,是組織中的“二級頭目”,算是高層了。

“蝶貝蕾”的“化妝品”單價2900元,所有收入最終都會匯入“一級頭目”代理商手中。之后,“一級頭目”決定“二級頭目”分得多少錢,以此類推。這意味著,與上級關系越親,到手的錢可能越多,甚至,如果不是老鄉,都可能沒機會當“領導”。

不僅如此,吸納新人也常從老鄉、同學等熟人下手。民警對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記者舉例,同為“二級頭目”的吳百有就是另一名涉案“一級頭目”的老鄉,更是高中校友。

每個人進入傳銷組織的緣由各不相同。記者梳理發現,這些緣由主要包括戀愛、旅游、求職三種。與陳明霞一樣,吳百有誤入傳銷的起因也是受邀旅游。

1989年出生的吳百有本科畢業,身材消瘦。原先他在外地打工,2016年下半年在應邀赴京游玩的路上,一名老鄉稱廊坊距北京較近,便說服他先在廊坊歇一晚。之后他被帶到了位于安次區楊稅務鄉的一處出租農家院。

農家院是傳銷組織最小的單位,通常稱作“家”或者“寢室”。慢慢地,吳百有升為寢室長,躋身傳銷組織的“三級頭目”,隨后成了管理多個寢室長的“二級頭目”。這個級別的代價,是他投入了大量金錢。

安次區檢察院辦案檢察官總結說,不少傳銷組織成員“來的時候都是受害人”,但有的受害了想逃離,有的卻加入并在組織里發展到了一定級別。

新人想逃離組織其實很難。肖遙分析,這些農家院位于郊區或城中村,一般而言,外來打工人員較多,四周是流動的出租屋、郊區、工業區,附近沒有公交車,“一旦進入,新成員很難從窩點里逃跑,跑了也很容易被抓回來”。

多名政法干警透露,誤入此地的年輕人,主要是1990年前后出生的大學畢業生,甚至有的來自北京、陜西等地著名高校。

吃饅頭要說在吃鮑魚

在“蝶貝蕾”傳銷組織里,年輕人會經歷什么?多名辦案人員告訴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記者,該組織里的第一課是“洗腦”。

一名辦案人員說,新人先會被要求在“課堂”上朗讀成功學書籍,甚至背誦上課內容。下課后,新成員回到寢室,而寢室里通常除了他之外幾乎全是被洗腦成功的老成員,“老成員會‘監督’新成員的洗腦程度,等到新成員‘思想穩定’了,守規矩了,才能讓他與其他新成員住在一起”。

寢室通常是15~30人,男女混住,條件艱苦。普通成員通常躺在塑料泡沫板上,有時,挑著凌晨或晚上,他們還要抱著“床鋪”到莊稼地里睡覺,去樹林、野地上課。組織里把這種行動叫“拉練”。

由于出行“晝伏夜出”,過去一段時間,很少有村民留意過這批年輕人的存在。

“發財發財發財”這樣重復的口號成為生活常態,甚至,連吃飯喝水也與發財聯系在了一起。

令辦案人員印象深刻的是,有傳銷成員反映,他們喝的明明是白開水,卻被要求大聲說自己喝的是五糧液,明明在吃饅頭,上級卻要求他們認為自己在吃燕窩鮑魚。

“大家關系挺‘融洽’的。”吳百有對記者說,農家院里多是老鄉,總有人找他聊天。陳明霞也看到,這里一群年輕人一起玩,每個人都特別有激情,因而她也未過多防備。

若有不服氣的,有的成員則會被熱水燙、用打火機燒,或遭到各種方式的毆打。

反偵查手段在進入組織的那一刻已經用上了。安次區一名民警透露,只要被騙入農家院,每人的手機、身份證都將被沒收,“上級”規定不能告訴別人真名,相互之間只能稱呼化名。

同時,每半個月左右,傳銷組織會將每個農家院的人員調整,加速人員流動,確保同一寢室的人相互難以熟悉。

銀行卡也被動了手腳,前述民警說,有的“頭目”會隨機選擇數名成員,讓其告訴銀行密碼,之后這些卡被用于傳銷人員購買產品、相互轉賬。

這些方法流傳于各地,不用再重新“發明”。辦案人員說,此次抓獲的一名女生,個子嬌小,一臉單純,但卻是傳銷組織一名最高等級的“一級頭目”。

不少成員都試圖提升自己的等級。按照“蝶貝蕾”的規定,“一級頭目”不是固定的,一旦下線達到一定的“業績”,新的“一級頭目”就誕生了。而當熬到“一級頭目”,便可不在廊坊生活,只需要通過網絡、電話作一些決策,比如洗腦、收入方式或窩點選址。

相較而言,“二級頭目”必須在廊坊生活,更低層級的“三級頭目”需要時刻監督低層傳銷人員,經常去各農家院轉轉。

撈回成本,賺錢,甚至實現“自我價值”——這成為不少人深陷傳銷的理由。

辦案民警告訴記者,其實,不少人都知道這是一個騙局,但多名嫌疑人談到了一個普遍心態:不甘心動輒十幾萬元打了水漂,“而唯一撈回錢的方法,是投入更多錢,發展更多下線,慢慢在組織里成為領導,賺其他人的錢”。

以往極少認定的罪名

“蝶貝蕾”傳銷組織2017年3月發生的一樁刑事案件,加速了它的覆滅。

彼時,1993年出生的大學生邱某被同學以求職的名義騙入了“蝶貝蕾”窩點。在安次區楊稅務鄉和平村的一處出租院里,傳銷成員要求邱某入伙,邱某始終不從。

多名傳銷人員隨后往邱某嘴里灌水,幾碗水下去,邱某一動不動了。法醫鑒定,邱某系生前頸部受扼壓及異物(胃內容物)吸入致機械性窒息死亡。

當年12月,廊坊中院一審判決多名傳銷人員犯故意傷害罪、非法拘禁罪,分獲有期徒刑2年6個月至15年不等。河北高院此后維持原判。

而在天津,大學生李文星2017年7月因誤入“蝶貝蕾”而意外死亡的事件,亦引起輿論關注。

安次區檢察院辦案檢察官告訴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記者,他們經過梳理發現,實際上,2013年開始,轄區內陸續有“蝶貝蕾”的相關案件出現,常見涉嫌罪名是非法拘禁、搶劫等,模式及組織架構十分固定,甚至,一些案件中的名字,在另一個案件里也出現過。

這引起了安次區有關部門的關注。隨后,他們匯總了與“蝶貝蕾”有關的所有行政違法、刑事案件資料,試圖梳理每名傳銷人員之間的聯系,最終掌握了三級以上傳銷頭目的大致脈絡圖。

被告人山斌林最先出現在政法部門的脈絡圖上。在大學生邱某死亡案件中,一名罪犯供述稱,自己是“三級頭目”山斌林的下線。從山斌林入手,辦案民警陸續又發現了吳百有、潘明明等人。

“一個‘二級頭目’不知道上線的真名,一段時間案件僵持住了,后來,我們在他的支付軟件上找到了線索。”該民警說,他發現,一條支付記錄上的數字是2900的倍數。

敏感的民警順藤摸瓜,果然,對方是以往傳銷案件中難以查獲的“一級頭目”。

嫌疑人陸續歸案。陳明霞那時已離開組織,回到正常生活,而有的人在邱某死亡之后躲到外地避風頭,見到廊坊民警,反而舒了一口氣:“你們終于來了。”

辦案檢察官對記者分析,與以往案件的顯著不同,在于此次案件起訴罪名包括涉嫌組織、領導傳銷活動罪。按照法律規定,這個罪名要求嫌疑人至少是“三級頭目”,且組織包含30名以上的成員。

“怎么證明有30名以上的成員?得有相關證人證言,并且能和相關書證等證據形成證據鏈。”檢察官表示,但是,一些傳銷成員反偵查能力強,而且人員流動大,有時很難確認彼此真實身份。一旦出事,他們常會先躲到小樹林,這給取證、訊問都帶來困難。

檢察官說,這次,安次區相關部門工作力度很大,最后以涉嫌該罪起訴,“確實是一個突破”。

多部門綜合治理

2018年12月4日,安次區法院作出一審判決,認定山斌林、吳百有、潘明明、陳明霞于2014年年初至2017年3月在安次區楊稅務鄉組織、領導傳銷活動,引誘、脅迫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,騙取財物,構成組織、領導傳銷活動罪等3項罪名。

其中,對于組織、領導傳銷活動罪,4名被告人及其辯護律師在定罪方面均無異議,陳明霞等人的律師則提出當事人有受人引誘欺騙、已脫離組織等情節,建議量刑時予以考慮。

該院刑事審判庭庭長劉磊告訴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記者,以往傳銷案件的被告人多是組織的低層人員,多構成非法拘禁罪、搶劫罪等,能構成“組織、領導傳銷活動罪”的高級別成員很少,而該案的證據達到了相關定罪標準。

案件一審告一段落,不過,在安次區政法委有關負責人看來,這離最理想的局面仍差“最后一公里”。

為了解救受騙大學生,這名負責人曾親赴“打傳”前線。他與受騙者談了一晚上,第二天,一部分大學生才聯系了家里,有的則推稱老家村里沒電話,“本來最理想的局面,是解救時所有人都能有家里聯系他們,把他們接回家”。

最終,家里能接的畢業生,接回去了;不能接的,受騙者自己買票回家了;實在沒錢,安次區打擊傳銷辦公室先出錢買了車票,再把時間、車次告訴對方家里。

一些受騙大學生不愿回家的理由,令人唏噓:有的人沉淪于男女混住,不愿回歸正常生活;有的人家境貧寒,2900元對其分量很重,總是不甘心;有的人做著發財夢,想繼續坑害別人。前述負責人將此問題總結為“打而不散,遣而不返”。

每當這時,安次區市場監督管理局打傳中隊隊長武斌常跟受騙者談心,“我跟他們說,你去打工,能賺三四千元,你在這待一個月,反而要掏錢,吃的還很臟,十幾個人住一個屋子,甚至不讓你出去。如果正常打工,肯定不會被限制自由”。

“人不可能一夜暴富。”武斌說,談心基本是“一對一”進行,否則人一多,受騙者就可能聽不進去。一個窩點十幾人,有時上午解救,要到下午或晚上才能挨個談完。

今年的情況已好了不少。多名受訪人士回憶,過去,一些受騙者認為解救人員是“砸了他的生意”,甚至說解救人員才是騙子,有的受騙者則嘴上說不做了,也看著他上火車了,但半路卻又折返回來。

事實上,面對傳銷,安次區已采取了一系列行動。安次區市場監督管理局稽查局局長王玉江介紹,該區抽調了公安、市場監督管理局等部門力量,成立了一只專門的打傳隊伍,并組織小區、村莊進行反傳銷的大量宣傳。

“宣傳了群眾就知道,傳銷人員和普通人有不一樣的舉動。線索也會及時告訴相關部門。”武斌分析,比如,多是群居,一個屋子住十幾個人,而當地普通租房通常是一兩人或一家人住;和人聊天說話,喜歡介紹所謂產品,眼神和舉動也與常人不同。

保護年輕人更成了十分要緊的事情。安次區政法委有關負責人對記者說,安次區轄區集中了廊坊市多所高校,為此,他們組織大量人力進高校宣傳,提示畢業生莫誤入傳銷,把預防針打在學生走出校門之前。

本報河北廊坊12月4日電

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見習記者 魏晞 記者 盧義杰 來源:中國青年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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